唐朝的心思高麗王高建武心里一清二楚,這個高健武其實還是頗有謀略的,他一面修建“長城”作軍備,一面加緊進攻百濟和新羅,意圖將唐朝在朝鮮半島上的盟國全部掃平,以解后顧之憂,一面在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四年(公元621年),七年(公元624年)頻繁地遣使朝貢,并且和唐朝互相遣返國人,擺出一幅友好的姿態(tài)。到了太宗時代他更是在貞觀四年(公元630年)獻上封域圖,在貞觀十四年(公元640年)派遣太子桓權入朝,并貢獻方物。這樣的幾手動作下來,唐朝雖然有心發(fā)兵但是卻找不到什么借口,當時打仗尤其講究一個吊民伐罪,所謂以有道伐無道,高麗的姿態(tài)擺得如此之低,這樣就阻止了唐朝要發(fā)兵的可能。
我們要說,高健武如此動作,在當時其實是對唐朝最好的應對方式。高健武在年輕的時候曾經(jīng)率五百死士擊退殺入平壤城的來護兒大軍,他并不是一個懦弱的人,可是他清楚的認識到,太宗時代的中國已經(jīng)不是隋煬帝時代的中國了,唐太宗的軍事才能即使縱觀整個中國史也是最為卓越的軍事家之一,更何況現(xiàn)在的唐朝名臣良將如云,邊患基本被掃平,高麗此時要是再繼續(xù)桀驁不馴,那么全中國在隋代伐高麗時累積的怒火就將會一古腦降臨在高麗的頭上,那時再后悔就晚了。
可是雖然高健武這邊的如意算盤打得噼啪響,可是人算不如天算,他對國際局勢確實是了如指掌,算無遺策,但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一場宮廷政變將高健武及其手下的大臣們殺了個干干凈凈,政變成功的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正式上臺。
泉蓋蘇文上臺之后高麗的對外政策立刻發(fā)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變化,高麗與百濟結成同盟,全力進攻新羅,眼看新羅無力抵擋,滅國在即,新羅只能遣使入唐求救。雖說這樣的故事在唐朝已經(jīng)多次發(fā)生,可是之前的高健武都是在唐朝使者到來以后虛與委蛇,最多寫個表謝罪之類的,讓大家面子上都過得去。可是泉蓋蘇文不一樣,唐太宗當時派遣司農垂相里玄獎持賜高麗書,令其停止對新羅的進攻。貞觀十八年( 644 年)正月,相里玄獎到達平壤,而莫離支蓋蘇文正率軍南侵新羅,已破其兩城,高麗王高藏遣使召還京師。蓋蘇文返回平壤后,態(tài)度極其狂傲,他向玄獎說,如果新羅不能將隋末侵占高麗的 500 里之地歸還高麗,“恐兵未能已”。玄獎當然也不是好惹的,當即反唇相譏:“既往之事,焉可追論!至于遼東諸城,本皆中國郡縣,中國尚且不言,高麗豈得必求故地。”蓋蘇文這時以東方盟主自居,走上了一條與唐朝進行全面對抗的道路,自然這次唐朝的調停失敗了。不僅如此,高麗還遣使前往漠北,用“厚利”挑唆薛延陀汗國與唐的關系,打算在北面對唐朝進行牽制。在戰(zhàn)備方面一面加固高健武時代建造的“長城”,一面在遼東和鴨綠水(今鴨綠江)以及干山山脈之間廣大地區(qū)集結兵力,構筑軍事?lián)c高麗,并大力加強遼東城(令遼寧遼陽)、白巖城(今遼寧遼陽東)、扶余城(今吉林四平)、新城(今遼寧撫順北)、蓋牟城(今遼寧撫順)、安市城(今遼寧蓋州東北)以及烏骨城(今遼寧鳳城)、卑沙城(今遼寧普蘭店西南)等諸城的防御力量,以此作為第二道防線,企圖封鎖唐軍的水陸進攻路線和登陸港口,并在這些地方實行堅壁清野,企圖在唐軍糧餉匱乏之時乘機反攻。
這樣明顯的敵對行動,要是依舊容忍下來,那么唐朝作為整個大東亞的統(tǒng)治權威將遭到嚴重的削弱,甚至崩壞,甚至被平定的周邊民族都有再度反復的可能高麗,這顯然是唐朝所不能容忍的。再加上無論是李世民個人還是整個中國的民族情緒而言,基本都是希望打這一仗的,因此大戰(zhàn)已經(jīng)無可避免。針對高麗,唐朝的戰(zhàn)爭機器再度高速運轉起來。
太宗皇帝根據(jù)煬帝時候的戰(zhàn)況,吸取了當時的教訓,并針對這些教訓想出了種種辦法避免。煬帝征高麗,后勤就是一大問題,唐軍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攜帶了大量的食用牛羊,這樣牛羊隨軍隊行軍,沿途還能背負輜重,大大減輕了士兵和沿途州府的負擔。另外就是征伐高麗不進行全國征兵,而是采用募兵法,所謂“皆取愿行者”,結果,詔令發(fā)布以后,“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從軍者,皆憤嘆郁邑。” 共募得天下甲士 10 萬,這可謂是真真正正的志愿軍。這樣的軍隊不但士氣高昂,素質優(yōu)秀,而且對國家不會有什么傷害,不像煬帝時代的強征入伍,會給全國經(jīng)濟生產(chǎn)造成巨大的破壞,而且士兵人數(shù)的減少反過來也大大減輕了后防后勤的壓力,對國家不至于有所損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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