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麗和朝鮮是古代朝鮮半島上先后出現(xiàn)的兩個國家。在歷史上，高麗先后與遼國和北宋同時結盟；幾百年后，朝鮮也同時與當時最強大的兩個國家明和后金同時結盟。遼和北宋以及明和后金之間，存在激烈的權力和安全競爭，在很長的時間里都是互為對手，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小國的高麗和朝鮮卻同時與兩個互為敵人的國家結盟，出現(xiàn)了"盟國的敵人還是盟國"這種十分奇特的現(xiàn)象。這種反?，F(xiàn)象是怎樣產(chǎn)生的呢？

在高麗之前，朝鮮半島的統(tǒng)治者是新羅王朝。這個王朝在同中國的交往中，政治、經(jīng)濟、文化都得到了長足的進步。他們與中國建立了朝貢關系，朝聘之使絡繹不絕，學習中華的文化，自己也獲益匪淺。

高麗與北宋的關系

到了高麗時期，向大宋稱臣納貢一方面是向中國學習，但另一方面還有牽制遼國和女真的目的。北宋同樣因為長期同契丹對峙，也希望高麗能成為自己的盟友，以便聯(lián)合起來共同對付遼朝。高麗與北宋兩國不直接接壤，雙方不存在發(fā)生直接沖突的條件，介于兩國之間的遼朝又是雙方共同的敵人，因此結盟是很好理解的。

北宋朝建立后僅過去三年，高麗便遣使入貢，與宋朝建立了宗藩關系，并采用宋朝年號 。此時的宋朝 為了收復后晉石敬瑭割給契丹的燕云十六州，在 979 年和985 年進行了兩次北伐，并試圖與高麗形成夾攻之勢。

公元985年，宋太宗曾派監(jiān)察御史韓國華帶著詔書前往高麗，要求高麗出兵支援北伐。但高麗雖然口頭上答應，但始終沒有派遣一兵一卒。相反，高麗還想宋朝派兵支持其征伐契丹，只是北宋在北伐失利后，已無再戰(zhàn)的實力，因此拒絕了高麗的請求。

在此之后，高麗迫于壓力，不得不向遼稱臣。但是高麗仍然一直暗中派使聯(lián)絡北宋，請求武力援助。到了宋神宗時期，雙方又互通信使，又形成了時斷時續(xù)的朝貢關系。

高麗與遼的關系

北宋與遼締結“ 澶淵之盟”后，遼國將目光轉向了高麗，于 993 年、1010 年和 1018 年發(fā)動了三次大規(guī)模戰(zhàn)爭，迫使高麗向己稱臣納貢。遼朝還在中京專門建立了“ 朝天館”，用來接待高麗朝貢使團。

高麗是一個文明程度較高的國家，對遼朝這樣的"夷狄"從心眼里是瞧不起的。他們雖然是屈服于遼國的武力而不得不與遼國建立外交關系，但高麗也提出了一定的條件。這個條件就是要求遼國承認鴨綠江左岸的數(shù)百里之地是高麗國土。遼圣宗為了高麗能斷絕同北宋的關系，改為死心塌地的臣服自己，居然答應了高麗的要求。一個戰(zhàn)敗國反而得到了戰(zhàn)勝國的領土，這在歷史上非常少見。

公元994年，高麗開始采用契丹年號；而遼朝也將高麗納入了自己的冊封體制。但是高麗并非一味順從遼朝，而是巧妙利用遼、宋之間的矛盾，從自己的利害關系出發(fā)，推行實利主義外交。

當時的朝鮮半島西部分布著鴨綠江女真和長白山女真，他們與高麗領土相鄰，雙方有的矛盾很深。女真社會比較落后，為了生存和發(fā)展，常常以武力侵擾高麗。而軍事力量薄弱的高麗大多數(shù)情況下都只能采取懷柔的辦法拉攏女真人，效果并不顯著。

女真人與遼國也經(jīng)常發(fā)生矛盾沖突。所以高麗便利用和遼國的結盟關系，想利用遼國去征服女真。這也是他們臣服遼國的一個重要目的。遼睿宗，高麗便利用遼國與女真交戰(zhàn)的機會，在臨近女真的易徽甸修筑了九座城池，將這一地區(qū)納入自己的國土高麗，緩解了女真人給高麗帶來的壓力。

高麗的兩手外交

高麗對宋、遼采取的是"兩手外交"策略。

遼國與宋的長期爭霸，使得兩國的國力都不同程度的有所衰弱，他們與高麗一樣都需要一個和平安定的時期恢復。高麗也并不是只采取利用一方、牽制另一方的消極策略。

宋遼會盟

國際形勢的變化，使得高麗發(fā)展出適應環(huán)境的務實的外交政策 。高麗對宋、遼外交政策是以現(xiàn)實利害為根本出發(fā)點，他們對遼朝保持形式上正常的外交，對宋朝則維持實質(zhì)外交。 這種實質(zhì)外交包括內(nèi)心的認同和政治、經(jīng)濟、文化深層次的交流。

高麗自稱“ 小中華”，對中原文化十分尊崇。中原的禮樂制度和文化淵源都讓高麗傾向于宋朝。從高麗與北宋建交至北宋滅亡的 166 年中， 高麗向北宋派遣使節(jié)53 次，北宋向高麗派有 31 次，頻率十分頻繁。

高麗向宋朝派遣的使臣除了正常的禮儀交聘外，在它受到遼朝威脅時，還多次向宋朝請求政治、軍事支援。就是在高麗被迫與遼朝建立藩屬關系后，高麗還不忘與宋朝通交，吸收引進宋朝先進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而高麗與遼朝之間的來往，主要是獻方物、祝賀、謝恩、吊喪、會葬等禮儀性活動，更多的是表面文章，只是高麗在不得不臣服于遼的情況下做出的一種禮儀外交的形式，并沒有什么政治、軍事方面實效的合作。

小國"兩面結盟"的原理

小國與大國的同盟是一種非對稱性同盟。在此類同盟中，大國與小國的結盟動機是不同且互補的。

一般來說，小國的動機主要是獲得大國的安全保證，大國承諾幫助小國抵御來自第三方的安全威脅，并承諾自己不威脅小國安全；而小國則須犧牲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對于大國而言，這種同盟更多地是一種對小國施加控制的工具。而小國與大國結盟是則為了實現(xiàn)一種利益的交換，即小國將自己的一部分自主權讓渡給大國，以此換取大國對其提供的安全保證。

遼國皇帝

如果同時有兩個大國有實力也有意愿與某小國結盟，那么通常的結果是該小國會倒向其中的某一個大國，而不會"兩面結盟"。這是因為相比只臣服于一個大國，小國同時臣服兩個大國的成本與收益并不對稱。在已經(jīng)有一個大國愿意并能夠為其提供安全保證的情況下，再臣服另一個大國只會使小國承擔雙倍的臣服義務。所以一般來說，小國缺乏同時與兩個大國結盟的動機。

對大國而言，獨占對小國領導權更加符合其利益。通常情況下，只要其中的一個大國認為自己有把握擊敗另一個，那它往往會選擇用戰(zhàn)爭等方式從另一個大國手中搶奪對該小國的壟斷領導權。

只有小國須僅存僅靠自身無法滿足的需求，而兩個大國客觀上又不能完全滿足小國需求的情況下，小國才愿意同時與兩個大國結盟。這個結盟的前提是，兩個大國之間必須是一種沒有必勝對方把握的僵持狀態(tài)。只有這樣，兩個大國才會相互遏制，小國也才能獲得相對寬松的行動自由。高麗與遼、宋的兩面結盟，恰好滿足以上條件。

高麗的國家安全需要依賴大國，它的政權正統(tǒng)性也需要依賴大國。如果提供安全保障的大國和提供政權正統(tǒng)性的大國不是同一個國家，高麗就有動機與這兩個大國同時保持同盟關系，以保證兩種需求均得到滿足。

如果中原漢族王朝有能力為高麗提供安全保障，那高麗無疑會倒向中原政權。如果北方少數(shù)民族政權足夠強大，在生存安全受到直接威脅的情況下，高麗則必須臣服而獲得安全保證。但是少數(shù)民族政權始終無法滿足高麗對政權正統(tǒng)性和政權安全的兩種需要，所以北方少數(shù)民族政權再怎么強大，高麗也還是想通過中原漢族王朝來取得政權的正統(tǒng)性。這是高麗與遼和宋同時修好的根本原因。

高麗外交的戰(zhàn)略思想和價值觀念

高麗對宋、遼的外交政策區(qū)別很明顯。它對遼朝的臣服是鑒于武力，對宋朝的向往才是源于傳統(tǒng)、發(fā)自內(nèi)心。

在兩個強大的政權面前，高麗正確處理了與這兩大政權間的關系， 使其在近 80 年的時間里實現(xiàn)了和平發(fā)展的目的，出現(xiàn)了內(nèi)政外交共盛的局面，說明他們對宋、遼的外交政策還是非常成功的。

歷史上的朝鮮半島國家，包括高麗在內(nèi)，奉行的是一種“ 事大主義” 政策。 高麗方在地理上與遼朝近與宋朝遠，又是夾在兩大勢力之間，只能靈活選擇對策自保。他們無法抵抗遼國，只能奉遼朝為“上國” 。但高麗本身對宋朝還是有一種文化上的認同。

在兩面外交期間，高麗向宋朝派遣的使節(jié)頻率、地位都高于遼國，且一直在千方百計吸取宋朝文化，不顧與遼朝的朝貢關系而與宋朝維持朝貢關系，并隨形勢的變化而不斷變換外交策略。在與遼朝關系緩和時就與宋朝聯(lián)系較多，在與遼朝關系緊張時，便通過民間力量進行實質(zhì)交流，說明高麗對宋朝的文明是發(fā)自內(nèi)心地向往的。

但是外交政策始終是要服從政治的。高麗的外交政策，仍然還是要以現(xiàn)實利害為基礎的高麗，他們不愿意也不敢觸怒大國。

宋朝與遼締結“檀淵之盟”后，雙方的實力都有所下降。高麗便在此時恢復了與宋朝的朝貢關系，而遼國也無力采取實質(zhì)性的干涉，僅以口頭形式表達了不滿。但是在高麗表面上奉遼為正朔后，也沒有再深究下去，出現(xiàn)了高麗"兩面結盟"的局面。

1116年，高麗看到遼國進一步衰落，于是停止了奉遼為正朔，并棄用遼國的年號。所以說，高麗外交政策的轉變，還是以周邊局勢為基礎的。

從高麗與遼、宋的關系可以看出，雖然高麗在文化上認同北宋，但它的基本國策還是以現(xiàn)實利害為基礎的“以小事大”，主要目的還是使自己能在兩方勢力中求得生存。這種“事大主義”也是歷史上朝鮮半島保全國家之良策。